2001年，念教师学院时，老师要所有学生呈上一篇小说，题目不拘。

我写了一篇，自己觉得不错，寄去文艺成，发表了。

之后没再写过小说，写长篇小说的念头倒是常常纠缠我。

那时老师也要我们写诗，我从来没写过，很用心地写了一首。

自己又觉得不错，涂涂改改，寄去文艺成。这次失败了。

过后写过很多小品和散文，但没再写小说和诗了。

 

到了2009年，一天上班途中在地铁上写了一首诗《我们的地铁》。

寄去文艺成，竟然登了！

我也会写诗？？

最近搭地铁时在手机上打出一首歪诗。

回来涂涂改改，取名《崩》，今早终于寄出去。

下午文艺城编辑竟然回信问我有兴趣为他们一个新版位写文章吗！

哇塞，真是受宠若惊。。。哈哈。。。

最近喜欢读北岛的朦胧诗，不过

还是那一句：我也会写诗？

 

 

崩

（那条牵动心弦的线

在心脏边缘       摇摆

那串妖艳的数字

蛊惑芸芸众生）

 

气数已尽            你牛不起来

身躯成铅            我扶不动你

 

停           我要你停

停止坠入            无底深渊

你从不听话       不听我的话

一心向往自由降落

 

我唯有紧紧抱住你

一起划过冷空气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堕落

别怕      别怕      有我陪你

还有千万个同伴

 

亲吻谷底            呯

绽放一朵血莲花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梦的碎片        （黄子超）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英国人在加尔各答留下来的建筑群，散发贵族的末代风采。最壮观的是维多利亚纪念馆，大厅里的无数油画，描绘印度大地的不同角落。题材千篇一律：绿油油的丛林和草原，殖民家眼中的肥土。

一百五十年前白人政府在城里围了一圈为“白区”，打造自己的新天地；大英帝国建立在人工小岛上，四周是脏乱的苦海。英国人梦想自己是世界的主人，啊。。。那一场繁华的富贵梦。。。

 “你的月薪有多少？”地铁月台上有个上班族唐突地问我。

英国人留下的地铁，当年的高科技，现在显得寒酸。偌大一个昔日首都，只有南北孤零零的一条地铁线；领着公事包的男人，据说月薪一百美元。

烈日无情，街边的树荫下都是小摊贩，穿着长袖西服的男人们从高楼下来，坐在小板凳，或站着吃午餐。街头小贩一切“亲手”处理，我看了没有胃口。

殖民家走后，这些白领上班族在印度百姓当中算是上层人士，不过少数享受奢华糜烂，多数还过着简陋的物质生活。

上面的人永远看不清下面的情况，或许他们选择不看。英国人只顾自己的纸醉金迷，留下破败的烂摊子后飘然离去。

这时，来自西方的另一个人伸出一双援手。

我和一班金发洋人走进埋葬特丽莎修女的小教堂里，几个黑皮肤的修女整在石棺旁唱着圣歌。墙壁有通风口，外面传进来路人叽里咕噜的印度话，和喧嚣的车笛声。小小的宁静天地，只是在乱世里的安慰。

凭个人力量，到底能改变什么？特丽莎修女一辈子奉献于加尔各答的贫民，啊。。。那一场伟大的救世梦。。。

 “你去过加尔各答的红灯区吗？”萍水相逢的旅者绘声绘影地叙说那里的荒谬。“从小女孩到老太婆，什么款式都有。就在薄薄木板围成的小房里解决，有些连门都没有。。。”

城市极度混乱，车水马龙的街道不只有牛只随处躺，还有羊群正在赶路。你看过羊群穿越十字路口吗？那可是车流汹涌的虎口，幸亏牧羊人送羊入虎口而有惊无险。

那种殖民时代的鲜黄计程车最鲜艳最显眼。更显眼的是人力车。加尔各答是印度最后一个人力拉车的城市，骆驼祥子的兄弟还在这里奋斗。穿金戴银的一家人坐上人力车，高高在上，仿佛已远离龌龊的大地，而瘦小的车夫一步一步，在丈量生计。

满地的垃圾刚有人扫掉，更多垃圾很快涌现；繁忙的Park Street，几个男人排着队，背着人流往墙角撒尿；有些闹市里的住户没自来水，老人双手颤巍巍地提水回家，女人裹着纱丽在小巷里的水管边冲凉。。。

英国人走了，修女走了，梦醒梦碎，民生问题永远难解。古老的民族依然顽强地生存下去，难道“精神高于物质”？难道无数印度哲人说过的话是真理？

一座城，两个魂。曾经有两个精神巨人在此处留下足印。

如果说特丽莎修女是爱的天使，诗人泰戈尔则是诗的灵魂，两个诺贝尔得主就算没能让加尔各答成为整个印度的精神救赎，至少已为这座城市的名片镀上一抹炫彩。

泰戈尔出身显赫的上流社会，一生努力发扬本土的文化艺术，希望以文艺唤起贫苦人民活着的勇气和尊严。诗人雅致的故居保留完好，鸟语花香，走廊墙壁随处可见天真的田园诗词和画作。

我站在诗人咽下最后一口气的那间睡房里，床头挂着他的遗容，威严的大胡子，神态安详。诗人是个理想主义者，啊。。。那一场浪漫的文艺梦。。。

“我最喜欢这座城市。每个周末有许多文艺表演。你可以看传统舞蹈、听音乐会、逛现代画展。。。”在加尔各答大学教书的加拿大教授得意地微笑。他周末过着雅皮士的生活，假期到处旅行，我俩在北部的山区不期而遇。

加尔各答有很多书店。有国际品牌MPH，有砌书成墙的小店，文史哲的书籍特别多。在一间小书店里买了一套手工日历，老板知道我远道而来，和我谈了不少印度文化的话题，还一直邀我去她主办的一场读书会。

记得在Puri海边邂逅那班来自加尔各答的年轻导演，我们一起在月光下唱歌，天南地北，大侃中国电影。。。

来到加尔各答后，印度电影倒是看了一场，没有英文字幕，三个小时冗长的古装片，说的尽是兴地话。荧幕里头编织华丽的电影梦，俊男美女，金碧辉煌，歌舞升平，一切完美。散场时随着人流出来，放眼望去一片黑压压，我是唯一的外国人。

看完电影独自去中餐馆大餐，毕恭毕敬的领班眼神怪异，那股莫名的妒忌让我心寒，和内疚。

走出去是背包客聚集的小区，马路在重修扩建。柏油路面开膛剖腹，尘土飞扬，修路工友一家人搭了一个蓬，就在路边用泥土堆成一个灶，在上面烹煮，啊，是咖喱的香气。

生活在城市夹缝中的百姓，多少人得为三餐卖命？对他们而言，艺术是什么？文化又是什么。。。

黑夜降临，我乘电梯，上去天台的一间高级酒吧。

从天台望下去，地面的狗苟蝇营缩小了，似乎人的苦难也变得微不足道。白天的乱象在黑夜里看不清楚，只剩点点灯火，如星光。原来这座城也有美丽动人的一面。

对面是灯火通明的观光市场New Market，无数游客在选购异国风情。市场的屋顶竟然有人住，几个小孩在幽暗的平台上戏耍、跳绳。

“新加坡的生活很好吧？我有个亲戚在那里工作，他说要接我过去。我现在一心努力地赚钱，存钱买机票。。。”餐馆的男招待知道我来自新加坡后，不断找机会和我说话。机票钱对他来说，是天文数字。

有梦，毕竟美好。

我向来不给小费，临走时往他的手里塞了一点。匆匆离去，不敢看他的脸。

 

大提琴和手术刀 （黄子超）

微卷稀松的褐发，戴着一副眼睛，他拉琴时双颊像青蛙般高高鼓起，神情有点吃力。胖嘟嘟的身材很可爱，当天恰好是平安夜，如果他扮成圣诞老人，应该没几个人认得出他是暹粒著名的儿科医生Beat Richner。

在这空气弥漫着铜臭味的观光小镇里，大路两边张贴一整排的海报：Every Saturday 7.15pm Free Concert （每周六晚上有免费音乐会）。我骑脚车到处闲逛时看过几次，非常好奇到底是怎样的一场音乐会。

我在周六随一些外国游客走进一栋设计简约的医院，往里头拐个弯，来到一个冷气讲堂里。免费音乐会到底是什么一回事？到场的清一色是外国人，时间一到，表演准时开始。

没有主持人介绍曲目，医生走到空荡的舞台中央，面对听众，坐好，独自奏起大提琴。独角戏贯彻始终，医生多数演奏巴哈的曲子，也有自己的创作。很投入的表情，演奏水平以我这个门外汉听来似乎相当专业。

演奏了一首巴哈，他就开始叙述柬埔寨的医药情况。瑞士医生的英语说得不错，时而激昂，时而幽默。他痛斥西方对穷国的高傲态度，觉得“高科技医药仪器不适合柬埔寨”的看法完全不道德。他怪西方的殖民主义间接助长了红高棉，“红色恐怖”结束过后外国援助不足，当地政府贪污又严重。

我恍然大悟，原来没有免费的音乐会，医生的潜台词是：你们这些有钱有闲的观光客，是不是应该为这里的孩子做点什么？

 

和柬埔寨的情缘

瑞士医生在红高棉统治的前一年已随红十字会来到柬埔寨工作。他让大家看当时的年轻照片，身材头发皆长，和现在秃头又发福的样子差很远。1975年，恐怖笼罩整个柬埔寨后，他被迫回国。1991他重回千疮百孔的柬埔寨，受国王的邀请而留下来办医院。从那时开始他过着空中飞人的生活，一年飞回去瑞士几次，筹了钱再去柬埔寨救人。医生出过唱片和儿童书，办过无数次的演出，还在马戏团里打扮成小丑，被称为“音乐小丑”（music clown）。为了远方孩子的生命，他放下自己的尊严。

“我以前是个理想主义者，现在是个现实主义者！”他要的只是钱，想尽办法为医院筹款，盖了一间有一间，至今在金边和暹粒已经总共盖了五间。在这个赤贫的国家里，没有钱，不可能谈理想。

曾经在瑞士电视台不能谈钱谈筹款，他灵机一动，在歌词里加入银行账号和其他讯息，以歌曲形式唱出来。“我这是在搞艺术，你拿我怎么样？”他还在现场为我们演唱这首“筹款之歌”。医生以自己的聪明、才华、幽默、乐观、热情、精力，和半辈子的时间，在暹粒这个小镇寻找自己的理想天空。

他的笑容很灿烂，眯起来的眼睛却含有一丝忧郁。是无时无刻为柬埔寨的孩童操心，还是想家了？瑞士是欧洲甚至全球生活最优雅的国家，他小时在故乡学会了大提琴，现在只能在亚洲最落后的红土地上拉奏；在调剂紧张的心情同时，西方古典音乐沦为他引西方现代游客“上钩”的工具。

 

善的种子

有几个人一旦弄清楚这场音乐会的意图后，马上离席。不过多数游客在音乐会结束后掏出钱包，在摆满桌面的书堆和光碟中选购一些，支持这位洋医生的奋斗。

一个人的力量到底有多大？

我深信善的种子播下后，迟早会开花结果，无论异乡的土壤多么贫瘠。五间医院聘请近两千名当地的医务人员，每年还有几百名医学毕业生输入新血。这位医生的号召力与日俱增，五间免费医院的庞大开销多年来一直靠瑞士方面的捐款维持。耳边浮现医生的那句话：我不在以后，有人会继续走下去。

如今廉价航班让更多的游客飞往暹粒，如果你有缘，记得在逛吴哥窟之余，去那间儿科医院看看，每个周六晚上，这位年过花甲的医生会暂时放下手中的手术刀，奏起悠扬的大提琴。